(23)参见郭兵：《论行政程序裁量的司法审查标准》，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4期。
一方面，应当坚持数据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底线不动摇。该协议明确，将取消数据本地化要求，使金融服务、运输、机械、电子商务等多个行业的企业受益，让它们无需进行烦琐且成本高昂的管理即可处理数据。
一方面，中国素无数据霸权的文化传统，反而因为政治、经济、科技实力等原因需要强力保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维护公民的相关数据权益。人类遗传资源材料是指含有人体基因组、基因等遗传物质的器官、组织、细胞等遗传材料，人类遗传资源信息是指利用人类遗传资源材料产生的数据等信息资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逐步建立了一个基本权利的超国家体系，并形成了《欧洲人权公约》和《基本权利宪章》——欧洲基本权利的两大支柱，由此产生的欧洲数据保护系统以数据主体为权利主体的中心，处理个人数据一直被视为会给人的基本权利带来重大风险的行为，所以欧盟一直以来对于美国法律是否为欧盟公民的个人数据提供足够的保护保留较大质疑。1600余家这就导致大部分具有数据出境需求的主体落入了安全评估的范围内，将产生巨大的安全评估工作量，且从行业实践来看，有些主体即使不符合安全评估的申报标准，但为了规避可能产生的风险和法律责任，也会主动选择向网信部门提起安全评估申请，此类现象极大地架空了标准合同和保护认证的路径，灵活便捷出境的适用主体范围被限缩。但另一方面，数据的跨境流动又与数据主权、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个人合法权益等非经济领域密切关联，甚至会威胁到一国的稳定与安全，致使数据安全与数据自由流动之间关系紧张。
虽然在实践中由于保安全之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存在，绕开安全评估和标准合同的行为几乎不会发生，但是在理论上却存在一定的漏洞，暴露出上位法依据不清或缺失所导致的协调性失衡，进而导致制度的适用关系不清。然而，根据笔者的调研结果，目前实践中数据处理者主要采用Excel工作表的形式进行梳理总结并依靠专业人员进行主观评价，效率低、数量大、类别杂，缺少自动化技术手段，且专业人员不仅需要对相关法律法规了如指掌，还需要懂得技术与业务，否则将会很容易出现鸡同鸭讲隔行如隔山的情况，一般的中小企业往往难以负担如此高昂的成本，也缺乏有效完成自评估的能力和现实条件，最终只能放弃申报数据出境而选择暂停业务，更有甚者则选择铤而走险，在未作申报的情况下仍继续开展数据出境活动。放任意味着国家忽略对特定领域的管治，不禁止也不鼓励，一般依靠公民意思自治、市场自发调节或行业自律。
上述宪法条文，刑法中均有与之直接对应的罪名和刑罚。宪法明确规定的国家反对，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立法形成。[16]参见许安标：《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重要法治保障——〈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最新解读》，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3期。需要强调的是，促进型立法并非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是在善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补足其固有短板。
[33]这种分类方式参见[美]马克·贝磊：《教育补习与私人教育成本》，杨慧娟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9页。事实上，禁止和许可的主次关系设定，直接显示出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型。
在精神文明方面，应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为契机，加强文明行为、社会诚信、见义勇为等方面的促进型立法。根据现行宪法的规定，上述四类治理工具谱系又可进一步细化：就第一类禁止型治理工具而言，根据禁止的强度由强到弱可将之分为以下四类：（1）绝对禁止。以《家庭教育促进法》为例，其在初次审议和征求社会公众意见时，一度命名为《家庭教育法》，由家庭教育实施家庭教育促进家庭教育干预等章组成。[41]参见陈锡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的说明——2020年6月18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1年第4期。
[38]参见冯添：《家庭教育第一堂课，国家社会共同支持——聚焦家庭教育促进法草案二审》，载《中国人大》2021年第6期。进入专题： 宪法实施 依宪立法 促进型立法 。[41]这使得《乡村振兴促进法》有着鲜明的促进型立法特色，其专章规定了扶持政策，就财政投入、农业补贴、土地出让收入、资金基金、融资担保、资本市场、金融服务、农业保险、用地保障以及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等方面予以详细规定，综合运用了各种促进型治理工具，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34]就第二类放任型治理工具而言，国家保持中立，既不禁止，也不鼓励，比如宪法规定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如果不指明这个目标，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就不可理解。摘要: 依据宪法制定促进型立法，是我国宪法实施的重要方式。
这意味着国家对于特定现象或者价值持否定态度。[6]参见王理万：《制度性权利：论宪法总纲与基本权利的交互模式》，载《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吴邦国曾在讲话指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男女平等、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这些宪法确定的基本国策。[29]李蒙：《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草案）〉的说明——2002年4月26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2年第4期。此时国家提供精神荣誉性的鼓励或者物质财富性的奖励，提升相关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原则禁止、例外许可，或称为附许可保留的禁止。在各类法律和规范性文件中，对该层级的国策一般称之为原则或战略。文章来源：《法学论坛》2024年第1期。
当然，促进型立法与反……法也存在区别，在目标定位上，促进型立法主要不是避险止损，而是增加效益。[17]由此可见，宪法国策条款+公民基本权利条款为促进型立法提供了坚实的宪法基础。
[10]显然，那些应该做但现在做不到或尚未做的内容，就是宪法的纲领性条款。从近期来说，也是可以逐步做到的。
此时国家以积极态度推动某项事业前进，通常体现为政策支持或财政扶持。[39]参见殷泓、王逸吟：《电影要多为观众提供正能量——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热议电影立法》，载《光明日报》2015年11月5日第9版。
[36]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00-201页。《劳动法》并不是一部促进就业方面的法律而只是一部劳动管理法，它本身不仅还存在着某些内在缺陷，而且并不具备促进就业的功能。原因在于，促进意味着对于某类事项和某种行为予以政策倾斜，辅以税收优惠、资金扶持、信贷便利、物质奖励乃至精神激励等，而撒胡椒面式的普惠性政策很难达到促进的实效。纲领上说的是还没有的东西，是要在将来获得和争取到的东西，相反，宪法上应当说的是已经有的东西，是现在已经获得和已经争取到的东西。
第二，从确认现状到推进未来。对此，应当压实政府责任，不断释放改革红利。
[8]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草案》，载《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8页。应对负面性市场失灵，政府应着重矫正由市场机制滥用引发的道德水平下降、贫富分化加大、地域悬殊加剧等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象，《爱国主义教育法》即属此类。
二是受到五四宪法负有的阶段性任务的影响。此时国家直接介入某项事业，躬身组织或要求全民普及，带有较高的强制性。
[33]禁止意味着国家对某个领域实行强力监管，不允许进入该领域，或者设定严格的许可程序，并辅之以相应的罚则或制裁措施。这事实上是以促进型立法的方式，推动了由国家健康事业到公民健康权的转化，并极大拓展和充实了健康权的内涵。[21]除此之外，实行计划生育（第25条）、合理利用土地（第10条）、坚持对外开放（宪法序言）也是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基本国策。例如，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时，梁胜利委员建议把《电影产业促进法》更名为《电影法》，既可以包容电影产业方面的发展，也可以突出政府在电影事业方面的行为，既有经济形态的要求，也有意识形态的要求，既有经济性，也有社会化，可以把内容尽可能地拓宽。
[13]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载《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327页。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强调，坚持依法立法，最根本的是坚持依宪立法，坚决把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宪法精神贯彻到立法中，体现到各项法律法规中。
目前个别促进型立法存在曲高和寡、难以落地的问题，或者存在政府请客，企业买单的问题。由此可见，促进型立法在实施宪法时具有双重效果：一方面，公民的权利诉求促进了促进型立法的产生和发展
只有明确了数据分类分级、一般数据、重要数据以及核心数据等基础概念，才能为相关主体提供合理预期，便于根据不同类别和重要程度采取不同的出境路径和保护措施。向境外提供100万人以上个人信息的，应当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
